似乎有知识 | 论文评论员

Loren Brandt Xiaodong Zhu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vol. 108, no. 2

如何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特征，作者的观点有三个因素起作用：经济分权，政府保护国有企业的许诺和政府的信用计划和控制。具体的机制是：在银行信贷分配分权化以后，地方银行往往有激励将资源投入到绩效更好的非国有行业。这样当然会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带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但是却迫使要恪守承诺的政府不得不依靠发钞来满足国有企业的需要，进而带来通胀。其后突如其来的整顿往往是因为政府在分权条件下对银行控制力减弱的反应，为了进一步集权并上收管理权。

作者同时认为分权并不是造成通胀的原因，真正的推动力是通过上述机制：政府不断增加对低效的国有企业的资金转移导致了通胀压力。因此作者认为解决之道是政府收回保护国有企业的承诺并停止依靠发钞支持国有企业的行为。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其他学者怎么看呢？（原文中此部分在文章的后部，结论之前，现在移到此处易于比较。）大部分的研究将产出的波动归咎于投资的变化上。最这种观点，作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导致波动的是投资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间的波动。其他的学者没有注意到投资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他们注意的是投资在基础产业和其他产业、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之间的分配。其逻辑和作者这篇论文相似，地方政府没有投资基础产业（如原材料、能源和交通，中国的现实真的是这样么？）的激励，而这些产业的欠发展慢慢形成整个经济的瓶颈，因此迫使中央政府依靠发钞来发展这些产业，造成通胀。作者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结论（证据见表3 作者并没有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结果的不同，没有检验先前研究采用数据和方法的异同）。

第二部分：介绍改革后中国的制度环境，主要是三个特征，经济分权化（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政府对于国企支持的许诺和信贷计划和控制。作者提供数据说明改革以后流入国企的现金流是稳定增长的。信贷控制方面，每年央行会把信贷计划分配给各省银行。但是大部分年景，这些计划被银行当作指导性的计划（Indicative credit plan），事实上银行试图将这些资金投入到效率更高的非国有部分以获得较高的报酬。而所有这些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均很难监管和控制。为了控制这些计划外的信贷计划，中央政府采用更加严格指令性信贷计划(administrative credit plan)。不过从指导性信贷到指令性信贷，中央政府也面临着很大的固定成本。指令性信贷使得信贷安排变的低效。

第三部分 动态增长 转移和通胀。本部分将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周期性循环提供解释。

A 许诺 软预算约束和生产率差距，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许诺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预算约束软化，进而导致生产力的低效。

B 信贷安排和周期， 如果中央政府可以很有效率的控制银行对国企进行补贴，而不是简单的依靠发钞，其通胀率应该维持的正常水平。单纯依靠发钞会带来很多后果，比如恶性通胀，此举会迫使中央政府停止信贷安排，并采用指令性信贷计划，这样流入非国有部分的现金流减少，生产降低，同时通胀也被控制。但这些取得成效以后，政府又恢复指导性信贷计划，经济复苏，通胀增加。这就是个圈！（Thus the cycles)

第四部分 经验证据

为了证明以上的故事，作者需要证明一下三个关系：信贷安排的角色 在国有和非国有部分的信贷安排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政府需要依靠发钞支持国企的必要性 发钞和通胀的关系

年份：1981-92

A 信贷安排的角色 作者应该标明推动经济绩效和通胀的周期性循环的是政府在国有和非国有部分间的信贷安排。第一个回归表明对于非国有部分的资金支持导致国有部门的投资份额下降。表二回归1

B 投资安排 增长和发钞 作者还应该证明经济绩效应该和国有部分投资份额成反比（表二回归2a 和2b）。然后再证明国有部分的投资份额下降使得国有和非国有的绩效拉大，这样国有部分只有依靠政府 政府也只能依靠发钞。为了证明这个关系，作者用国有部分投资份额来解释发钞收入（GDP比率）表二回归3。

C 发钞和通胀 这个比较简单 表二回归4a和4b，作者提到中国的高通胀其实并不是由于高增长引起，而是因为中央银行为了支持国企而发钞造成。

结论：分权化和政府对于国企保护的许诺是中国改革两大特征，后者使得国企管理出现预算约束变软，而后者的作用是双刃剑（double-edgedSword），分权使得中央对银行控制降低，而分权也使得政府收入来源减少（比如价格控制、汇率控制和市场保护），因此不得不依赖发钞来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过，因靠发钞补贴国企终究是饮鸩止渴，当国企非国企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则补贴就会超过政府的能力，这个时刻，政府只有依靠行政性信贷计划来维持对国企的保护。虽然近期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减少对于国企的补贴，但是作者质疑这些举措的长期性。

从文章可以看出，empirical evidence其实并不十分的重要，作者提供的empirical证据不管是从样本量还是回归技术（采用的是普通的OLS 变量也很少）上都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本文的证明的特色，存在很多因果关心，每个因果关系用一个方程式解决。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影响文章的学术水平。总之这篇文章的解释很powerful 也耳目一新。

Franklin Allena, Jun Qianb, Meijun Qia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2005) 57–116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没有按照主流学派预言的那样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环境下实现，中国经济奇迹很大部分是因为私有企业的业绩，而声望和关系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作者review三种主流学派：

第一种法律制度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La Porta, Lopez-de-Silanes，Shleifer, Vishny），被成为法律金融观点；

第二种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发展（McKinnon, 1973； King and Levine, 1993； Levine and Zervos, 1998；Rajan and Zingales, 1998；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被称为金融-增长观点；

第三个方向把法律、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来（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 1998; Levine, 1999; Beck and Levine, 2002)被称为法律-金融-增 长观点。

不过以上大部分研究都是计入跨国数据，大小国的权重均为一样，同时把中国遗漏掉。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按ppp算法，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本文主要考察三种主要的中国经济：国有企业、上市企业和私企。研究结果发现现有的理论可以解释前两种企业发展的低速度：较差的产权保护，较弱的外部市场等。不过私有企业的发展却远远超过前两种。本文的结论是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作者们认为其他可供选择的金融管道和公司治理机制，比如声望和关系网络，是支撑这种增长的原因。

作者首发现中国法律系统和金融环境的发展很不成熟，然后作者考察了三种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首先国有企业的数量因为私有化的原因在萎缩，上市企业的的治理机制比较弱并且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再来看对私有企业的研究，作者调查了17个在江苏浙江的私有企业主。两个发现：

这些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是国有银行、私人信贷和朋友家族。企业家对上市的评价认为：能够取得资金和建立声望是最大的益处，但是必须披露信息和缴费是两个最重要的害处。

对于私有企业，尽管缺乏正式的治理机制，但是其他机制依然很有效率，比如发挥声望和关系的作用。其次孔教和竞争也发挥显著的作用，第三种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也挑战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产权和清廉的政府是增长的关键。

本文用企业和汇总数据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和金融制度并讨论在公有、上市和私企的发展。第三部分，提供可供中国和其他国家公司选择的融资渠道。第四部分考察上市企业，第五部分作者首先提供他们的私企调查，讨论其他的融资渠道和治理机制。最后是结论。

第二部分，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以及三种公司的增长。作者先总体评价中国经济并和其他国家比较，接着介绍中国的法律制度也和其他国家比较。比较的标准是信用权利（credis rights）和股东权利（shareholder rights）。结论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所有国家中居中间位置。不过这些关于法律的比较仅仅是纸面意义，实际可能是另外回事，两个指标可以测量法律的实施：法治和腐败，中国的数据表现很差，因此之前纸面意义上的比较并不可信。

再来看中国的金融系统，包括几个：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最后作者在讨论银行业存在的问题。简单的列举几点发现：中国的银行业比证券市场要重要，也比金融市场大。不过证券市场要比银行有效率。就整个金融系统来说（包括银行和市场），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大而效率低下的银行占据主角。中国的证券市场也是效率不高，这主要归咎为无效的管制。所有这些均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较少的拥有外部金融市场（external finacial markets）。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问题是呆账过多（nonperforming loans）,其次是关于这些帐的数据也很有限。在这部分的最后，作者比较三种企业的业绩，不管是发展还是解决非农就业上，私企的表现均优于其他两种。

第三部分，主要是讨论企业的融资渠道，标准的教科书似的融资渠道和其他融资渠道。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主要的四种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国家预算和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国家做比较结果可知，中国的融资渠道和其他国家没有很显著的差异。

第四部分，考察上市企业，特别是他们的融资和投资决定。逻辑上也是先研究中国企业的特点，然后再和其他国家比较。首先，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也是受限制并且比较弱。外部治理机制也是比较弱，最后，政府扮演规则制定者和股份拥有着的双重角色，也不利于效率的提升，因为有些时候这两个角色会发生冲突。和其他国家想比较可得，

中国对于投资者的保护比较弱（结论来自两个比率： dividend ratio and Tobin's Q）。

第五部分，考察私企。主要研究私企如何融资，不同的增长路径和不同于正常公司治理理论的治理机制。作者们先介绍他们调查的地区，数据来自温州和昆山的16家和上海郊区的一家私企。

首先是融资渠道：在企业的初创阶段，来自创始人自己和朋友的资金是重要融资渠道，这显示出声望和关系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企业营业所得（retained earnings）也是重要的来源.第三，融资中介也有贡献。在企业的增长期，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就比较突出了。如对此感兴趣可直接参见原文的图表。

再看公司治理，企业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同时地方政府的支持是私企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第五部分结果的讨论：从调查发现，对于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声望和管理机制。前者决定你多大数量获得企业发展索取的资金，后者可以使你的预算约束变硬（本句为自己所加，详细可参见原文）。按照作者的分析，之所以可以从亲朋好友那获得资金，是因为中国是孔教国家，社会信任比较高。私人企业管理机制的有效率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作者也回应了其他关于如何有效率的治理公司的观点。最后讨论为何中国经验和其他转型国家也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体比较大差异也比较大，因为为私企采用其他融资和治理提供机会，其次，中国由于是孔教国家，如要改革需要长时间才能转变国民的价值，最后中国政府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在本文中，作者考察了中国法律和金融的正式系统，一起其他的制度安排和治理中机制，也研究这些安排和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国经验和其他国家迥异，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法律和金融系统并不成熟。同时中国的私企，相对于国企和上市企业来说，面临着更加恶劣的融资和法律环境，但是发展速度却更快。因此，其他机制和替代方式一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提出了问题;中国的私企可以转换为正常模式吗?我们长期忽略了这些非正式的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对法律、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思考。现实中，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声望和关系对于企业发展也是异常重要。因此这些非正式的机制能否被其他国家借鉴。

简短评价：这是一边来自JFE关于中国的文章，作为金融学的top journal，JFE的文章一般比较长，照片文章60页，working paper大约将近100页。也许是Jun Qian撰写本文，所以文字显现易懂，逻辑非常清晰。这边文章所采用的数据仅仅是17个企业的调查数据，一定会有人challenge样本的代表性。如果仍然能被次期刊接受，应该是作者的解释非常powerful，对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补充一点：相对于私企，对于国企和上市企业低效的解释，正规理论是完备的）。同时，文章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意义，建立完善高效的法律和金融环境绝不是一日之功，但在此之前，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也许现有的理论并没有给出答案，作者的研究正好弥补了此空白，因此可以被很多国家借鉴。

此外，由于是金融学论文，里面很多术语并不知道中文称谓，在后面加入英文文字，便于理解，如有偏差一切以英文为准。

Simeon Djankov, Yingyi Qian, Gérard Roland,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vol. 96, issue 2, pages 348-352

谁是中国的企业家

众所周知企业家精神在成功的经济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家的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式：

第一种将研究集中在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于企业家的限制，比如信用制度的健全 产权的保护 进入壁垒的设置等等

第二种主要集中在塑造企业家的社会因素上，比如社会网络 关系等

第三种把重点放在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上 心理学已经发现个人对于成就的期望 对待风险的态度 对于个人努力回报的信仰 自信心 等等

尽管在每个单独的研究中有大量的工作，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研究把这三个放在一起考察，这也是本文要做的事情

样本

本文的样本有企业家 也有非企业家 企业家分为必须担当 和由于机会机会自己拼搏的 非企业家有三种 从来没想过要当 想过但没有成为 还有一种是曾经是但是后来又失败了

比较企业家和非企业家

控制住年龄 性别 教育和城市dummy之后，比较企业家和非企业家。首先就个人特征来说，没有明显的却别，企业家更好动 有钱并且风险偏好。第二，就家庭背景来说，教育程度没有区别，只是企业家更渴望当老板或者是长官，并且更有钱。不过企业家的家庭中的企业家的数量比那些非企业家家庭中的企业家要多三倍。第三，企业家更贪婪。第四，价值观和信仰方面没有显著差别。最后，对于做生意的制度环境，企业家远比企业家敏感。

企业家和非企业家的不同种类

因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企业家和三种不同的非企业家，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寻找那些外生的因素来解释企业家。我们发现家庭中企业家的数量以及朋友中企业家的数量会显著正影响你成为企业家的概率。社会因素也显著的正影响成为企业家的概率，个人态度也显著的发挥作用。

然后样本分为三类 企业家 想但是没成功的非企业家和从来没想过成为企业家的人，model是MLR（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最后是将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己发现机会成为企业家的人 另一种是必须成为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岗位可选。结果发现那些必须成为企业家的人位于依靠机会成为企业家和从来没想过企业家的人之间。不过稍微接近机会企业家。

结论

文章用城市dummy来控制制度影响，也就是文章开头三种研究方向的第一种，结果发现社会因素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成员是企业家的数量和儿时朋友后来成为企业家的数量）。企业家区别非企业家主要在对风险的态度上。那些想成为企业家但是失败的人他们一般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

简短评价：关于企业家精神，按照文中所述有三个不同的观点，个人认为第一个观点也就是制度（信用制度 产权保护 壁垒等等）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更为人所感兴趣，但是文中仅仅是dummy variable控制住其影响，没有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仍然期待这方面的一国或者跨国研究。

这篇AER上面2006年的一篇短文（正式发表为5页，working paper为 9页），在中国的该项研究基本上是follow这几个人在05年基于俄国样本的Who Are Russia’s Entrepreneurs而来，对比working paper和正式发表的文章，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哪些内容被主编和匿名审稿人删除或者添加，这是对比读working paper和发表论文的作用所在，可以为我们发表文章时借鉴。

Dwight H. Perki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4, Dec., 1967, pp. 478-492

这一代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商业化的敌视态度使得整个国家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进步，本文作者尝试找到其他原因。

本文主要有两个部分，最近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发现使得我们意识到在清代，政府的所谓阻碍作用其实是被大大的夸大了的。事实上，清政府里有很多官员不光了解商业化，他们的一部分认识还卷入到商业化中。

第一部分的结论是当时的商业化的规模和内同其实受到很多经济条件的限制，政府虽然有些敌意，但是起的阻碍作用不大。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发展完备的商业系统能否导致出工业化。答案是不会，因为还缺少很多其他的必要条件：技术，资本。对于晚近发展的国家--基本上是除了英格兰以外的所有国家--政府是可以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很大的作用的。但是19世纪的清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商业：态度vs经济

中国传统上歧视商业的态度，使得商人位于社会的最基层。商人，一旦有机会，就创造机会接受教育以使得进入官员阶层。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商人的地位其实和中国的比也高不了多少，因为地位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

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想从儒家意识形态里面找到商业被限制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到了清朝，大商人和官员的界限很难化清楚，很多官员卷入到贸易中去，根据统计，士绅的收入有17%来自于贸易。

因此，这样想来，最重要的政策也许就剩下清政府的一些干扰贸易的措施了，比如征收的厘金税或者是国内贸易税。这种税收是不征在外国商品上的，因此很多商人抱怨使得国内和进口货物不再一个水平线上竞争。不过税收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使把国际竞争考虑进去，也很难理解厘金税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外国的观察者看，厘金税并不重。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商业规模真的受到清政府政策的限制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清政府没有推行这些税收或者别的干扰，商业会不是有一个大的扩张？一下是三点分析：

第一，首先对于农村的集市交易，政府很难插手干扰，而这些交易占了整个帝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三或者全部。

其次，分析商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关系其实不是指农村的贸易，而是值得上长距离的商品贩运。只有长距离的贩运才征收厘金税，如果考察商品化，那光考察长距离贩运中的政府干扰就可以了（注意作者的推理！）。但是我们知道长距离贩运中，政府的税收其实并不是很大因素，最重要的限制是运送成本。运输成本是按重量计算，这样就决定了那些远距离贩运的货物基本上都是一些特产或者单位价值很高的商品。

第三，影响长距离贸易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士绅阶层的数量和财富。作者认为，既然士绅在中国是可以影响到政策的，那么很难想象他们会采取措施去限制这些商品的交易。上文已经提到，长距离运输的货品基本上是贵价商品（奢侈品），也基本上是士绅阶层可以消费的，增加限制会徒增士绅生活的成本。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运输成本和商品的产地限制了商业的规模。铁路的出现大大的促进了贸易发展。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政府的态度是限制贸易的主要因素，因为共产中国的领袖们更加敌视商业，一些在十九世纪非常难以运输的货物（例如单位价值低的煤炭）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中国都有大规模的运输（个人认为两者不具有可比性，计划经济下同样需要大规模的运输，因此共产中国下的运输也许和商业化没有关系）。因此，政府的政策并不是限制当时国内贸易的原因，重税和官员盘剥可以影响，但应视为例外而不是通规。

商业和工业

目前我们还没有涉及清政府是否建立了一些适合的条件促进工业的发展。商业化过渡到工业化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政府应该发挥着一些作用，特别是促进资本构成和技术变化。此外政治稳定性也很重要。那么十九世纪的清政府做到这两点了么？

关于实现工业化的政府政策

先看资本，日本明治政府消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后，把赋税变成了政府税收，因此解决了财政问题，但是清政府却没有这样做。清政府增加的新税收主要是关税，但是关税在整个GDP中的比率非常之低，不到1%。因此清政府没钱发展重工业和教育。不过，即便如此，清政府也可以放手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但是我们知道工业化需要长期的有一定风险的贷款，显然民间资本无法满足。这样如果无法从外面得到资本，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靠富人的财富了。但是中国的富人热衷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

再看科技，在此领域清政府有两个措施，第一是推动纺织技术 第二是教育改革。但是成果均不显著。主要是送学生出国，但是政府在此花费极少，甚至没有那些华人多。

结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阻碍了工业化，其原因应该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不作为而不是它对商业的敌视态度。比如在教育和银行改革中，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实际说明清政府的作用实在有限。那为什么政府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呢，一般是从中国的儒家产同上找原因，但是作者看到中国的一些高层官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改进。文章作者的看法是清政府虽然有意，但是做的远远不够。虽然儒家传统有一些影响，但是最缺乏的并不是仇视进步和改变，而是缺乏资金，而清政府在此问题上的表现着实可怜。

M. Kent Jenning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2 (Jun., 1997), pp. 361-372

中国的基层民主和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不同，例如 有强大的政党和政府参与 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 缺乏独立的竞选团体等等 并且很多学者也意识到群众参与的仅仅是执行阶段，而非政策制定阶段，因此学者大多把中国的基层民主定义为非正式的 并缺乏一个整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定义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基层民主，前苏维埃的学者已经指出苏联基层的民众参与形式是众多的。因此中国绝不是这个领域唯一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天反复地的变化，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此来适应新的情况：干部制度的改革 乡镇代替人民公社 地方领导竞争上岗等等

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在基层的权力运作和物品的分配也会相应的改变。当然党已经意识了这点并推进基层自主性。

不过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数据的话，我们很难精确的估计出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评价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影响。以往的学者不是一扫而过就是用一些case study。因此我们必须对基层群众参与进行有效的估计以此来弄清楚：参与的模式 参与动机 参与的性质，这些工作即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也有助于跨国比较。

这篇文章主要有三点： 相比较城市和发达国家 中国农村的基层群众政治参与要比我们一般认为的更经常发生并且形式多样 第二，参与动机是非常丰富的 必须就事论事 就人论人 最后一个 个人魅力影响参与的水平 此结果和那些由市民社会研究的来的政治参与模型是一致的

然后作者介绍了论文所采用的数据 四个县的调查 这四个县是从大约30个县的样本中抽取 代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人口规模 省份，同时采用这些县当作sample的原因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合作态度。这四个县都是农业县或者半农业县，人口规模在27万到75万。此外，作者还简单地介绍了本文的抽样方法。

访谈是在90年2月份由北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织，并在老师的监督下进行。访谈时间大约1个小时。最终的样本数量是1270份。接受访谈者大部分是汉族 当地农村居民 2/3的样本的政治背景是贫农 3/4的人职业是农民 平均受过6年教育 家庭年均收入2750元 53%的样本是女性

参与的程度以及何种方式

问卷包含五个主要问题： 1 经常参加党会吗 2 你想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一般是和你的家庭成员或者亲戚协同解决么？ 3 你给干部写过信或表达过一些建议来解决 4 接触县人大代表过去解决问题？ 5 经常参加村民会议么？

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比率最少 因为你参加党会 你必须是党员 最后一个问题比率最高 因为村民都可以参加村民大会 中间的这个三个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三种途径

以上比率和中国已有的数据相比略微下降 毕竟调查的时间是在90年 风波过后 和国外的相比 也基本上差别不大

参与的性质

什么导致政治参与？在中国这要看具体的事情，主要有5中：农业相关 社会福利和人际关系 基本的经济和企业发展 水电等基础设施 党政事务 日常琐事

如果把问题和解决的途径联系在一起 我们发现解决农业和水电基础设施， 以及社会福利和人际关系的问题 的主要途径是协商 显然 这些问题一般都会超出单个家庭的范围

对于基本的经济和社队企业发展一般是通过向干部反映问题的方式解决 也是可以想见的 改革以后的农村企业基本上是基层干部出任管理人员

而第三种方式 向县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则主要集中在党政事务的问题和解决个体经济问题 比如许可 优惠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基层群众参与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般认为的追求个人经济动机。

参与的人是谁？

西方关于政治参与的主体的研究很多，本文借用了现有理论建立模型，应用到中国的数据上，以此发现异同。

决定参与的一些变量

第一 社会分层：性别 年龄 教育 职业 （最主要的是参与主体的第二职业，我们可以假设那些拥有第二职业的人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 向上流动的渠道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 作者对于是否有第二职业设置了dummy

第二 政治分层 主要是党员dummy，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有1/4的党员是干部

第三 政治态度 主观测量 问卷问题

结果和解释

男性 受过教育 个人能力强的人偏向更多的参与政治 党员的政治参与程度要大于非党员。B县的dummy高度正显著，说明B县和其他县有不一样特点，分析起来是由于B县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很严重，同时B县的党组织比较好，同时B县的人民比较关心选举问题。

Angrist, Joshua D. and Krueger, Alan B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15, Number 4 Fall 2001 69-85

两位作者都是当今labor econ领域中的大牛

IV 的方法最早是从供求曲线的来,最早的学者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identify,在市场均衡的影响下,OLS不能给出价格和数量的真实关系. P.G.Wright最早遇到这个问题,当他估计亚麻的供需的弹性时. 他当时建议用一个"curve shifters"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IV的东西.

但是Wright当时在计量经济学上的贡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知道1940年代IV被重新发现并加以拓展.

Wright当时找到了很多他称之为curve shifters的东西来估计弹性,最后他所用的方法是把所有估计出来的弹性数值加以平均得出最终的平均弹性.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方法并不能得出最efficient的估计值. 最efficient的估计方法是Theil在1953年发展出来的2SLS.

此外,IV被广泛的应用于处理independent vatiable中的measurement error问题. Friedman在1957年采用的方法就和这个思想很类似.在消费函数中,如果用年收入而不是永久收入估计消费的话,我们会极大的降低由于永久收入带来的消费数量.为了克服这个问题,F采用了类似于2SLS的方法,第一步用城市级的年收入predict永久收入,然后再去估计消费函数.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很多教科书并没有去区分unbiasedness and consistency,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很明显的(hereinafter in English)Unbiasedness means the estimator has a sampling distribution centered on the parameter of interest in a sample of any size, while consistency only means that the estimator converges to the population parameter as the sample size grows.IV估计值是consistent的名单是并不是unbiased的,因此在用IV方法的时候最好是大样本.

再来看看在存在Omitted Variables情况下采用IV的情形.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其他变量,我很难确定一些关系的因果联系,比如:政策和犯罪率,兵役和收入,保险和劳动力供给等等.我们的希望是在其他所有variable不变的情况下,来探求这些因果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随机赋值,比如社会实验.随机挑选然后接受培训,再来看看培训对收入的影响,这样就控制住了个人的特性和社会关系等等.但是社会实验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这就为IV方法提供了可能. 从这个逻辑上说,IV的特点(和内生变量有关,但是和Y无关,包括Omitted variable或者model残差)相当于创造一个natural experiment,使得样本好像是随机挑选的一样.

IV的寻找说到底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Maddala在1977年的那片论文"到哪找到这个变量?",和大多数计量文献一样,没有提供答案.

在测量教育的return的时候,我们知道教育并不是完全外生的,其一:人力资源理论告诉我们很多人的教育决策实在衡量了成本和收入后作出的,因此一些贷款政策会影响教育年限,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控制,会造成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值变差.

教育年限的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制度的限制,可以阅读本文两位作者在1991年的考察义务教育法对教育年限的影响,最后在作出对收入的印象.在这篇文章中,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也被看作成一种natural experiment,由于儿童的生日不同,(假设出生时间和人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假设基本成立) 人为使得孩童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有了不同的时间长短. 所以我们就用生日作为教育的IV去examine the return of education on income.

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

类似的研究还有Angrist and Lavy (1999)去examine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用的IV是关于州关于班级规模上线的rule。

将IV看作一种natural experiment的思路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这样的方法没有解释所有理论关系，对于以上两位作者义务教育法论文的批评出自Rosenzweig and Wolpin, 2000。

对于IV的解释，确实存在困难，因为IV仅仅predict那些外省变量中和残差项不相关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也就是说在劳动经济学中IV仅仅是估计了那些可以被IV predict的人群，而不是全部人群，比如1991年的那篇论文，用出生时间来predict受教育时间就不能包括那些上完高中选择继续上大学的那些人群。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Imbens and Angrist 1994年的论文。

在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IV相当于一个natural experiment,使得样本好像是随机挑选的一样”，但是如果treatment group和control group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话，就会出现估计偏差。还是91年的那片论文，虽然我们的IV并不能解释那些选择继续上大学的人的教育回报，但是文章的interest就是高中教育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IV有哪些缺点呢？

最大的问题是你找了一个很烂的IV。如果这个IV和omitted variable或者model的error term有关系的话，也就是说你的IV也是个内生的话，这样造成的bias比不用还大。

还是用供需曲线的例子。巴西的咖啡豆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所以天气应该是一个很好的IV，这是在供应曲线里面，但是如果天气同样影响咖啡豆的需求曲线，比如天气很热，大家都不愿意喝咖啡而选择冰镇碳酸饮料的话。天气就绝对不是一个好的IV。

如果是weak IV呢? 在weak IV的情况下，已经证明biasness是和degree of overidentification成正比的。这样说来，IV越少越能降低Bias。目前的方法中作者提到Limited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LIML) estimator.有兴趣的还可以看看approximately unbiased split-sample and jackknif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ors。总之这都是些即牛逼又时髦的玩意。

请注意LIML和2SLS在just-identified models下，结果相同。在overidentified models下，结果差别很大。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几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IV放进去，代替内生变量，也就是说没有first step，直接run second step。这个结果是unbiased的，即使IV是weak的。这样的方法是reduced form equation。

这些很冒险的方法，总是大牛最先用，大伙跟风。

作者提醒在2SLS模型的第一步最好就用简单的OLS而不是用什么非线性估计方法。

最后我的总结，是IV的思想其实是从实验发展出来的，因此被称为natural experiment。 其具体思路也就是说寻找一个外生变量，使得内生变量的所有观察值被一组random的变量代替（外生变量assume不受任何其他变量影响），从而估计出真正的因果效果。

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